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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丨许明：在池必卿身边工作的日子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许明，1955年生于贵州遵义，1973年高中毕业后插队农村，1976年招工进入赤水天然气化肥厂合成车间做操作工。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3月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曾任贵州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贵州出版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贵州省文化厅厅长，现已退休。
原题
作者：许明
这里说高参，真不是皮里阳秋的恭维话，他们是真智囊，每到省委讨论重大问题重要文稿，池老头总是鼓励他俩发表意见（注2）。面对个别领导的质疑，他们敢于当庭直言，据理力争，池老头对此不以为忤。有了池老头的雅量和胸怀，机关上下形成讲真话报实情、宽松和谐、一心干正事的良好氛围。
池必卿在贵州
我进省委机关那会，贵州农村以包干到户为标识的改革已基本结束，听陈群林、李菁等办公厅老人眉飞色舞讲述包干到户一波三折的历史，我心艳羡，很遗憾生得晚，没有赶上这一段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戏。包干到户后的贵州农村，形势是明显向好的，粮食产量、农副产品、农业总产值均大幅度增加，但怀疑否定的声音却始终存在，其中以包干到户后农村已经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论调尤其耸人听闻。
一段时间，池老头连续接到中央媒体转来的反映贵州农村包干到户后出现的所谓值得关注的问题的“群众来信”，质疑贵州农村改革方向是否偏了、错了？对此老头儿极为重视，要求李菁、陈群林带队立即下去做深入细致的调查，我跟随陈群林一行去了安顺农村，李菁带另一组人马去了黔南黔东南。十余天后我们回到省委机关汇总分析情况，一致认为，包干到户后的贵州农村，农民生活水平总体大幅度提高；即使是贫困户（注3），其贫困程度较包干到户前也有明显改善。在调查情况的综合提炼中，大家不仅力求事例丰富、数据详实，还以过去在农村生活的亲身经历作对比得出：农户间的发展虽不同步，但是同向的。老头在认真听了调查汇报结论后心里踏实了，放下心来，一门心思考虑农民增收、农村多种经营和下一步发展。
最近看到人民日报社原报人祝华新写的回忆文章，得知《人民日报》1983年12月9日头版评论《鼓励农民放手勤劳致富》。背景是“清污”（注4）给刚刚起步的经济改革带来困扰，在农村引起思想混乱，以为政策又要变，严重动摇农民投资投劳致富的信心。评论文中说：有些人对先富起来的农民仍然不是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而是这样那样的指责，甚至把他们勤劳致富说成什么“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道路”，等等。评论郑重表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不会变，要变的是不适应农村经济改革的上层建筑，是束缚商品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某些制度和规定。贵州的调研比《人民日报》这篇评论早了一年多。池必卿的敏锐缜密和睿智深虑于此可见。
这是我第一次参与老头儿交代的任务，也有幸在入行不久即得到老同志在思想政策水平、调查研究基本功夫、文字综合表达能力等方面实际锻炼，受益匪浅。调查任务完成不久，我就被选派到省委常委办所在地广顺路17号，在池必卿身边工作，直到他三年后离开贵州。
17号里的“常委办”是广顺路上的神秘处所，独门独院，有警卫24小时值守。院子里有一栋三层楼的别墅，掩映在桃、李、夹竹桃、桂花等绿植中。书记副书记们的办公室都在这楼里。从小楼侧门进入，上三楼左侧的一间，就是池必卿办公室；隔壁是一间小会议室改建的资料室，有一张台球桌，但我一次也未见有人在此打过台球。常委会的会议室在一楼，通往会议室的过道就是工作人员的办公值守处。“常委办”有一位办公室副主任王俊——他分管后勤服务，加我共5名工作人员。书记的秘书们也在楼里上班，但不参与常委会、书记会的记录纪要，所以未计入。
我入17号，成为“常委办”新来的年轻人，开始承担常委会、书记会的记录纪要。每有会议，会后要写出纪要，李菁审阅签字后送池必卿签发。老头儿浓重的山西口音我一开始不太适应，有的话一时未听懂记不下来，17号的其他几位工作人员轮流在场帮助记录，以防遗漏。
1983年底1984年初开展的整党，几乎每天都有会议，有时一天记录6至7小时，累得手臂酸疼到抬不起来。不开会的时候，几个工作人员分头处理书记常委们交代的工作或看报读书，偶尔会在会议室窗外遮阳棚下的乒乓球台打两场球。这时，老头儿会从三楼下来，问王俊要烟抽，原来他老伴徐阿姨出于健康考虑不让老头儿抽烟，老头儿只好让王俊替他买烟放在办公室，需要抽时从王处取。老头儿取烟后出门站在球台边，右腿抬靠在栏栅上，一边抽烟一边看我们打球，不时为双方打出的好球或臭球叹惜出声。工作人员自顾自玩，没有谁想起邀请老头儿上场。他把烟抽完，掐灭烟头转身离去，打球的人们继续挥拍对杀，就像老头儿不曾来过。
在外人眼中神秘的17号，我个人感受，其氛围除了严肃紧张的一面，更多的还是宽松和谐活跃的。我从未看见领导疾言厉色盛气凌人训斥过工作人员。在池老头和其他领导面前，工作人员深怀敬意，却自然放松，不惧不促不紧绷。记得1984年秋从贵大新进的小陈，有一天把洗好的红色球裤（那时篮球场上流行穿大红大紫的阔腿运动裤）摊晒在会议室入口侧的一丛绿植上，两个裤腿张开，像一个大红色的人字，极为醒目。记不起是哪一位领导先发现，提醒处长邓洪泰，我和同事随邓去“现场”，在修剪得平整的绿植上看见那鲜亮的红色人字“旗”，差点笑翻。邓让小陈立刻撤下，批评他几句了结。后来大家把这个“事故”当做有趣的故事，一直开小陈的玩笑。
当年秋季，老头儿要下乡，去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随行工作人员有李菁、陈群林、许明、新华社贵州分社农村部主任许西记、池必卿同志的秘书高春生。池必卿老伴徐阿姨也一道，同乘一辆面包车去了兴仁、安龙、望谟、兴义。那时的省道县道路窄弯大，车速最快也就40公里左右。每天都是大清早出发，路上走5至6个小时是常事。要方便时就路边停车，老头儿和男士们先下车。记得老头儿下车后徐阿姨在车上喊：“老池，你走远点”。大概因为我在车上，徐阿姨才有此一喊。
去安龙县那天，车到县委办公楼前找不见县委书记，一问，说到城边接领导去了。县里赶紧去人把县委书记叫回来。原来县委书记等人在路边盯着轿车看，没有注意中巴车经过。回到贵阳我对分管后勤的王俊说起此事，王俊对我说，县委书记在城边错过老头儿的车，简直就不算个事。以前池必卿下乡坚决不准通知下面，结果好多次下去找不到人，不仅工作不便，连吃饭住宿都成问题。他亲身经历的最恼火的一次是1980年10月底，池必卿陪耀邦从安顺去望谟：山高路险，坡陡弯急，傍晚时在距望谟县城几公里的地方车轴坏了，大家都下车走路。走到城里好不容易找到县招待所，值班的老头不让进，说是没接到通知。最后池必卿走上前说，我是省委书记池必卿，是我陪他们来的，请你开门让我们住下。对方一听，赶紧把门打开（注5）。
这样的遭遇多了，同行的工作人员就和王俊商议，对老头儿的要求，在这一点上得阳奉阴违，有所变通。以后下乡，分管后勤的王俊（后任副秘书长）就会瞒着老头儿电话通知地方。我翻阅《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1929—1999）》515页，关于耀邦1980年10月到贵州的记录仅三行80余字：“10月28日—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水城、安顺、望谟视察工作。视察过程中，胡耀邦同志听取了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以及所到地、县党政领导和厂矿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并对贵州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幸好有随行的王俊亲见叙述，这一段经历又被池必卿秘书高春生写入回忆文章，我们今天才能知晓1980年代中共中央总书记和贵州省委书记徒步进入望谟、差点吃了闭门羹的生动细节；从这个细节看到那个年代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俭朴作风。
池必卿在贵州农村调查
在安龙，池必卿去了多个村社。那时贵州农村包干到户已经结束，农村吃饭问题大致解决，下一步发展怎么抓，是老头儿考虑的主要问题。那几年他老说贵州包干到户后再无得心应手之作，既是他的自谦与焦虑，也有他对省委省政府一班人的新期冀高要求。他甚至在全省地县委书记会议上，以浓重的山西口音说：我们要咬紧牙关，三年之内不再讲“形势大好”这样的话。正好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目标有了，在贵州这样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地省，农业翻两番的船在哪里？一路上，他不时会与随行的同志交谈提问，让大家各抒己见，敞开议论。在安龙县化力区座谈时，一个村支书说的两句话得到他的高度重视：农业翻两番，两眼盯着山。这话经他润化后成为：“要想翻两番，两眼盯着山”，频频使用，并成为他充分利用山地资源、调整贵州农业产业结构战略的一部分。（注6）其详情是另一篇大文章，需要专文记述。
望谟是贵州最偏远、最贫困的县份。到了县委院内，居然看见敞放的猪、牛，我极为诧异。老头儿却似乎见怪不怪。多年后，我看一篇抗战时期途经望谟去云南的纪实散文，作者和内容都忘记了，唯两句话印象深刻：满山屁股满街猪。作者记录了当时当地无厕所，县城居民清早纷纷上山大小便、县城里到处是散养的猪群的场景。1982年的望谟和贵州农村，厕所是都有了，却普遍简陋。直到九十年代我到遵义县挂职，下乡上厕所仍然是一桩极不方便的事（注7）。猪的敞养在当时的偏僻乡村仍然普遍，但在县委大院敞放猪牛的，恐怕除望谟外绝无仅有，也说明当时当地的落后与粗放。
此行去到的几个县，从农民到基层干部，对下一步农村发展和农业翻番，都有各自的打算想法。在安龙县木咋公社，农民自己投劳投资改造中低产田700多亩；全县两年来农民投劳投资土改田10000多亩，比包干到户前的任何一年都改得多、改得好。包干到户前用地不养地、广种薄收掠夺式的生产方式正在改变。从安龙经册亨到望谟的途中，可以看见山上成片新栽的油桐树；沟底河谷则是芭蕉林。望谟一个乐园公社油桐面积从包干到户之初的4000多亩增加到12000多亩，户均9·5亩，芭蕉年产200万斤，超过全县估产总和。兴义县盛产大红袍的桔山公社，几乎队队都有发展桔子生产的打算。一位生产队长说，他那个队，家家户户都在考虑自家怎样翻两番，都有一个翻番的小九九。还说到20世纪初，争取全队人均产桔4000斤。兴义下五屯公社，包干到户后农村原来的能人纷纷重拾旧手艺，从事制粉、建筑、建材、编织、植保、养殖，其创造的价值占到全社农业总产值的47%。安龙县有个叫陆正书的农民，1980年（全省包干到户第一年）一家六口人均收入粮食1352斤、966元，1981年干得更欢，日子更富裕了，他多次向州里提出希望把初中毕业的儿子送到贵州农学院自费进修。耳闻目睹这些令人欣喜的现象，我心心念念想做记者的心痒痒，回到贵阳写了“农民的变化”“农民的信心”“农民的追求”三篇报道，经李菁阅改后以《黔西南州农村纪事》为副题在《贵州日报》连载。上述内容，均出自当年的报道，报道中一句没提老头儿下乡调研的事。
池必卿手书：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一路，印象最深的是每到一地，老头儿基本不在办公室听汇报，直接到田间地头，听村干部和农民谈想法打算。在县里时，黔西南州委书记并未下县迎候陪同，直到池必卿一行到了州委所在地的兴义，州委书记祖传谟才出面陪同去兴义农村。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在17号工作的几个年头，跟随老头儿参加过多次活动，承担记录纪要以及一些服务性事务性的工作；听过老头儿无数次的讲话、插话。几十年过去，至今留下难以磨灭印象的，是他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执行中央政策，一定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既然中央派你在贵州做领导，就要敢于从贵州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做出决定，要结合贵州实际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要不然，什么都等中央文件说了才办，还要我们这些人干啥！那不如找一个识字的中学生，在贵阳市大十字街口摆张桌子，天天念中央文件就行了”。（注8）。
贵州包干到户就是在中央没有明确的政策时，池必卿顺应农民意愿、拍板以省委文件的形式组织推开的。他对省委文件和他本人的讲话，明确告诫地县领导：省委的东西，各地执行一定要实事求是，联系实际去办。不要照搬照套。不管省委怎么定的，各地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现在倾向性的问题，还不是各地闹独立性，对抗中央，而是照搬照套。1981年全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产队都包干到户了，但在平坝、遵义县少数自然条件较好、有一定集体积累、比较富裕的地方地县领导不愿意包，老头儿明确表态，不强制，允许这些地方观察比较，尊重农民意愿，愿意改时再改。
老头儿自己的讲话或报告，他从不允许冠上“重要”二字，总要声明“以上意见仅供参考”。他还经常打招呼“可听可看可记，不报道”。据刚去世的贵州日报前社长、总编辑刘学洙记载：《贵州日报四十年》统计，池必卿在1983年至1984年两年间，个人名字见报总共4次。可见老头儿对报纸过多宣传领导人活动的限制之严，自我要求之高。
在老头儿身边工作了三年，自知无力写出老头的深谋大略、重大贡献，却有一些明眼所见的细碎小事，让人至今难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办公厅，住房极为紧张，我就曾在大南门附近的军区三招暂住了近半年，才搬进同事腾出的8平米违建房。稍后招进的机要人员没有住处，分管后勤的副秘书长只好找老头儿汇报商量，可否让两人暂时住进广顺路16号老头儿楼下的两间空房，老头儿当即应允。两个年轻人于是住到老头儿楼下，其中一人每天很晚回房，进出声响颇大，影响本就睡眠不好的老头儿，他却不吭一声，最后还是老伴徐阿姨出面请分管后勤的工作人员给小伙子打招呼，让他深夜回房时轻一些，办公厅才引起重视，将两人迁出老头儿的楼下。
池必卿、徐若冰夫妇
老头儿住房的院墙背后，是办公厅工作人员居住的大杂院，在西湖路边上。大杂院的住户到机关食堂吃饭打菜，需要绕行西湖路南侧到位于广顺路上的食堂，食堂对面就是老头儿住地广顺路16号。于是有住户出面找老头儿商量，能否在他后院墙上开一道门，给大杂院的住户每家一把钥匙，让他们可以抄近路穿过老头儿住的院子到食堂，老头儿一口答应。于是每到食堂开饭，就会看见拿着盆碗钵的工作人员或家属从老头儿住的小院进进出出，16号院正门的警卫此时干脆敞开门扉。这个历来作为省委一把手官邸、和17号一样神秘的小院，在池老头居住的几年实际处于公开和半公开的状态，仿佛那个年代意味深长的隐喻。
那几年，老头儿血压偏低、睡眠肠胃均不大好。他是山西人，大概山西老家有人给他推荐了一位施姓的老中医。他个人掏腰包给施医生买票到贵阳，住在他楼下，三餐基本由徐阿姨亲为。而徐阿姨也是太行山根据地的“三八式”老干部、知识分子，曾经担任1949年后大同市第一任女副市长，来贵州前任北京西城区委副书记。看见徐阿姨挎篮到大南门菜场买菜的情景，简单无知的我等，当时只道是寻常。多年后，见过一些盛气骄奢的太太做派，才觉出徐阿姨寻常中的大不寻常。
机关大院许多工作人员知道来了一位山西名医，纷纷到老头儿的住处蹭医。我也让母亲从遵义过来，找施医生治疗她的颈椎病。那一段时间，老头儿的住处人来人往，慕名求医者络绎不绝，却从未听老头儿、徐阿姨有过一句烦言。两老的胸怀和涵养让人景仰；其高贵的人性感人至深！
记得有一年秋天，同事给了我几个苹果和黄梨，说是威宁县委送给老头儿品尝的，老头儿让分给工作人员。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威宁居然出产如此美味的水果。
1983年机构改革，办公厅办公室撤销，原来的科室改为处室。我1984年9月提拔为秘书处副处长，在老头儿离开后分管领导告诉我，当时向老头儿汇报提拔我的事，老头儿听完一句话：我看小许不错嘛！
1984年底我休产假，1985年5月上班。此时，老头儿和徐阿姨已经悄然离去。我甚至没有机会与两老道一声别，成为人生一大憾事。
老头儿和徐阿姨一声不响低调离开，接任的朱厚泽书记在纪念文字里有生动的叙述：“必卿毫不犹豫、就这么俭朴地、完全违背常规、令人难以置信地离开了。此后不久，我也调离贵州。必卿的离去，就成为我这个后来人遵循的告别模式。”（注9）厚泽书记以及他的后任锦涛书记的调离都遵循了这样的告别形式。遗憾的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样的告别形式不再，甚至地县一级的领导干部调离，离任者也会在一个相当范围的会上做深情状的告别。看了那些倒文不文声情难茂的自我表扬，总让人有恍若隔世之感。
池必卿、徐若冰全家福
许明专列